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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北京建成全球学术中心

发布时间:2014-06-16  来源:环境与生活网  字体大小[ ]

  要把北京建成全球学术中心

  ——“建设北京学术之都”研讨会侧记

  5月31日,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十几位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校长、教授们,聚集在清华大学丙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探讨北京如何成为世界“学术之都”的话题。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正在发言

  中国需要有一个全球学术中心

  “建设北京学术之都”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主持,李强介绍说:“建设北京学术之都的提议,对北京意义很大,对中国的意义也很大,因为这涉及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李强还透露,每年北京人大代表开会,陈吉宁校长的提案都是有关“学术之都”的。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接着说:“我总是感觉到北京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我想,中国需要一个全球学术中心,这个学术中心恐怕只能由北京担负起来。”

  陈吉宁校长进一步阐述,“学术之都”不是指“大”——北京的学术体量够大了,而是“好”和“强”。我们讲大学要转型,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要从“大”、从“综合”走向“强”的过程,质量是第一位的。从科技论文的发表情况来看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开始全世界只有几十篇学术文章,冷战期之后突然上升。而我们中国大量的学术研究,是在全球已经有几千篇、上万篇的时候才出现。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好的迹象,像清华、中科院发表的论文已经在过去“冷”的地方有了,但是其中大量的是在这个研究课题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进入的,说明我们跟踪得比较快,但这意味着在学术创造上、思想领先上我们做得不够。做学术应该引领,而不是跟从。我们缺少一种学术自信和学术环境,或者是缺少更好的学术文化。说到学术文化,其实中国今天最缺少的是学术批判精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个人情社会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就是正常的学术批判很少。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自信,也就没有学术独立,也很难去引领。

  陈吉宁最后说,现在全球有三个城市特别有意思,这三个城市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跟大学、跟学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它们是全球创新最热的地方,而且是把创新、创业、创意跟大学和学术结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北京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城市。

  建“学术之都”事关国际话语权

  谈到有关“学术之都”的理解和建设问题,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学术之都”有两个含义,一是强调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二是它在世界上的意义,关键是要理解北京和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是什么位置和地位。

  李强表示,上世纪的中国“西学东渐”了,经史子集那套东西本是中国独立的传统学术,后来学术领域基本上被西方占领了。到现在为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有一段时间中国跟世界脱节了,后来我们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所以“学术之都”的核心,是怎样处理好中西学术的关系。我们也感到困惑,现在学术的领先领域大都在西方,就是大家总说的学术高峰,比如社会学的拔尖刊物,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那两本书《美国社会学评论》 和 《美国社会学杂志》,但我们更加感到困惑,探讨当今中国改革变迁中重大问题的高水平研究,难道要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才算是拔尖的吗?

  李强指出,看来“学术之都”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还没有太强的话语权。现在国家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等等,中国学者应该建立本土的学术自信。老一代的社会学家在本土化上做出过特别突出的贡献,像费孝通、潘光旦、李景汉先生等,都是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一流的学术大家,在国际学术界都得到承认。但是,今天我们的学术本土化做得怎么样,是值得思考的。李强还强调说,陈吉宁校长提到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与自由的学术环境有关,大家知道这座建筑(清华大学丙所)旁边就是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碑,就在那个小山坡下面,题字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这个东西在一定氛围才会产生,所谓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现在的大学管得太多,真正让一个人独立创新的氛围远远不够。

  处理好中西和古今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在座谈时说,建设“学术之都”没有理念不行。我在这里想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大时局2014》。这本书纠正了我们过去一些不对的观念:其实在乾隆之前,中国在学术上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那段时期,对国外我们有一个“东学西渐”的很长的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事情,就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基本观念是中国传过去的。大家知道,西方有1500年的宗教黑暗统治,这1500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中国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的神是自然神,我们有一块土地就有一个土地庙,有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城隍庙,下雨有雨神,甚至家里有一个灶王爷等等,都是自然人,没有真正的神。这个观念传入西方,给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一直到伏尔泰极大启发,原来世界上可以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那时候西方言必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真正的学术之都,使西方在理念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郑杭生认为,建设“学术之都”第一个要处理好中西关系,第二个要处理好古今关系,第三个关系是理论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几个关系的核心,是推出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是如此之大,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概括不出来只能说我们是笨蛋。要进行“三个再”:对国外的东西要再评价,对自己的东西要再认识,对现实的东西要再提炼。

  国际化城市要有学术辐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董晓萍,谈到有关国际化城市的学术辐射问题。董晓萍说,中国历代首都城市除了南朝短暂的152年以外,大都建在北方,北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区,北京建都,又是最古老、时间最长的之一,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形成了中国对外交流的风格。董所长介绍了他们围绕“北京城市文化符号”的一项长达4年、对北京高校80后、90后做的问卷调查,学生们的回答可归纳为三点:一方正通达;二开放宽厚;三深刻安闲。所以北京作为“学术之都”是合适的。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文魁、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乔东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北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和北京社科联党委书记韩凯等。(梁平)

中国公众新闻网摘编亓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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