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近来，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和首相菅直人因政治献金而陷入困境，从而引起国际舆论对“腐败”的关注。政治献金似乎成为各国政坛的痼疾，如何对公务人员加强监管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那么，世界各国对公务员的“紧箍咒”各有什么呢？
2009年12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民众在反腐败游行期间表演情景剧。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日本：洁身自好才能保住饭碗
2011年3月6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辞职3月6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路透社
在日本，公务员是一个稳定、很难被炒鱿鱼、能够正常休假的职业，成为一个公务员是不少人的梦想。
不过，公务员必须遵守的义务和各种清规戒律，迫使日本公务员必须洁身自好，否则就会丢掉饭碗。 >>>点击详细
从外相辞职看日本的“政治洁癖”
一个在二战后从废墟中崛起的国家，何以打造出这般廉政的“金刚之身”？
1948年，日本以美欧竞争政治为师，按美国法律体例，制定出一部《政治资金规正法》。经过历次补充和修改，到2000年，这部规范“政治与金钱”的法律，已经升级为近5万字的洋洋大法。日本承袭西学理论，认为搞政治离不开金钱，但要搞得有道，整个“搞政治”和“弄金钱”的流程应置于阳光之下，以便于国民对政党和政治家们的品格和守法情况进行判断和选择。《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政治家接受外国人或外国企业捐款。前原犯的就是第一条法律红线。“严禁”之下，哪怕只是一分半厘的犯规，均是败法败德之举。
除“规正法”之外，日本还拥有其他反腐法律，如对应于《国家公务员法》，制定了同一立法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惩诫规则》及《公务员伦理法》。2008年，曾有夜间加班的公务员坐不到地铁被允许打出租车回家，出租车司机为了争客源，给他们送了点贺卡这样的小礼品，结果这样的“收点小礼”最后也变成一场反腐风暴，日本政府按《国家公务员法》处罚了33人，其中1人停职、11人减薪、21人受到公开谴责，财务大臣差点丢了官，主动退还了两成月薪。 >>>点击详细
俄罗斯：出台《反腐败法》 并以权力监督权力
资料图片：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俄罗斯腐败现象的确令整个国家神情凝重。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官员每年中饱私囊的钱财几乎等于俄罗斯全年的财政收入。而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调查显示，自2001年以来，俄罗斯贪污受贿案增加了7倍。在该组织出台的2006年163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俄罗斯列第127位。而尤为令人警醒的是，腐败问题已经导致恐怖主义在俄罗斯的扩张。普京的顾问阿斯莱姆贝克·阿斯拉克哈诺夫表示，恐怖主义不断在俄罗斯扩展势力范围，部分原因是政府、警察部队和军队中存在严重腐败和不法行为。 >>>点击详细
像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腐败高发的现实，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鉴于此，俄罗斯近年来也在大张旗鼓地反腐败。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10天后便指出：“我们不能再等了，腐败已变成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应该用制度性的对策来应对这个问题。很明显，腐败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威胁，腐败会损害商业环境、削弱国力和损害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是，腐败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需要采取一揽子措施，我们需要一个国家性的反腐计划。”
同年12月，俄罗斯出台了《反腐败法》，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与此同时，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 2009年4月上旬，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亲自率领俄政府的各位副总理、部长集体在俄罗斯政府网上“晒家庭收入”。今年 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又命令公布政府各部门官员的收入纳税清单。由此，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在俄罗斯确立起来。虽然，俄罗斯公众对目前的官员申报并不满意，据调查显示，71%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年公布的官员收入纳税清单太假，难以相信。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清单显示的官员收入数额比自己想象的少得多。但是，公众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认可度颇高，认为这一制度对反腐败有益无害。因此，公众舆论在质疑官员财产申报虚实的同时，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各政府官员在公布年收入的同时，还要详细公布这些收入的具体来源，并由独立机构核实有关官员的财产申报。 >>>点击详细
法国：从说话到工资都有规矩
与欧洲很多国家相比，法国公务员的队伍相对庞大。由于工作稳定，政策福利丰厚，公务员是很受欢迎的职业。不过法国对公务员管理严格，级别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限制越多，从张口说话到工资入囊，都有专门划定的界线。
法国公务员总章程（1959年2月4日颁布）中规定：公务员的言论自由权因职业特殊性有所限制，被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在职期间不能随意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在向公众或媒体发表任何观点时，必须慎重，而且与国家和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
尽管欧美国家奉行“高薪养廉”，但实际上，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一点也不诱人，不过收入公开却是所有公务员需要遵守的一条纪律。
对于高级官员，这方面规定更为严格。法国于1988年制订了《政治生活资金透明法》，开始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同年还专门成立了“政治生活资金透明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审查政府成员、议会主席和市长的财产状况，并对来历不明的财产进行调查。
财产申报是政治人物任职或成为候选人的先决条件。总统候选人在正式竞选前15天之内，议员、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15天之内，必须提交一份详细的个人财产状况表，所申报的财产状况必须真实具体，并以名誉保证。总统候选人和离职总统的财产向全社会公开。其他政治人物，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仅仅向政治生活透明委员会申报。 >>>点击详细
丹麦反腐：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
记者从贝特尔森和汉赛尔巴赫那里了解到，相对于以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遏制腐败，丹麦更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丹麦政府每年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加深它们对腐败的认识，教它们如何应对腐败环境。
在丹麦，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已经深入人心，清廉成为人们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丹麦政府自上而下的清廉行政提高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同胞间的信任度，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感到安全。
据了解，政府腐败在丹麦发生的概率极低。近几年内只发生过零星案件，主要集中在建筑领域，有些建筑公司和个体建筑师企图通过贿赂官员来获得项目。
丹麦最近一次具有轰动性的政府官员腐败案发生在２００２年，时任哥本哈根市法鲁姆区区长彼得·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吃喝，最终被判入狱。
尽管丹麦在反腐败和社会清廉度方面成绩突出，但丹麦人并未就此满足。一份来自丹麦第二大报纸《政治报》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似，丹麦近１０年来的“清廉指数”得分总体而言呈略微下降趋势。“透明国际”丹麦分部主席波尔·莫恩森说：“这说明丹麦今后仍要加强反腐力度和规章制度的落实。” >>>点击详细
“世界最清廉国家”的反腐秘诀:法律对谁都一样
新加坡：强力反腐造就清廉之国
新加坡政府在国际上享有廉洁的美名，被公认为是“最少贪污的国家”之一，贪污也成为全社会所不齿的“过街老鼠”。但其今日的卓越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1952年，新加坡就成立了独立运作的贪污调查局（CPIB）。1960年出台了专门针对贪污的《防止贪污法令》。1989年，新加坡出台《贪污（利益充公）法令》，授权法庭冻结和没收贪污者的产业和资产，对贪污贿赂犯罪所得的赃款等，一律予以没收。而对贪污导致的损失，由被害单位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追讨。1999年，此法令被《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行（利益充公）法令》取代，加入了洗黑钱等罪行。
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公署，局长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查局官员的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其工作程序也有详尽的法规规定以确保依法行事。调查局在收到合理的指控、可靠信息或存在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可独立行使调查权、强行搜查权、无证逮捕权以及对文件物品或财产的查封扣押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此外，秘密调查权也使调查局可自行立案调查政府高层，不受其他国家部门的干涉。
1986年，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因涉嫌受贿受调查局调查。郑在调查中否认受贿，并试图与调查局人员讨价还价和求助李光耀以图了结。最终，郑选择了自杀，“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2005年，在慈善机构国家肾脏基金前执行理事长杜莱起诉《海峡时报》记者的诽谤案中，庭审牵扯出杜莱高达60万新元的年薪及其各种管理弊端。丑闻的曝光掀起轩然大波，公众因感觉被欺骗而愤怒。庭审次日，有3800位基金会的捐赠者取消捐赠。杜莱也最终因两项触犯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被判罪成，于2008年入狱服刑三个月。 >>>点击详细
美国：“隐私”调查问卷和 《政府行为道德法》双管齐下
在美国，“当官”算不上什么好差事。在美国担任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必须回答一份“隐私”调查问卷。整份问卷长达7页，包含63个问题，涵盖了从家庭成员信息、个人网页、博客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纠纷、负债状况等各方面情况，就连同居伙伴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都不放过。这份“隐私”调查问卷，没有给官员更多的余地：要么公开，要么就去做一个普通的公民。
在1965年通过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守准则》的基础上，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情况。
申报财产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领域：财产及其收入、买卖交易、馈赠、补偿、旅行、债务、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就连自家生产的粮食和饲养的牲畜也要申报。
同时，《政府行为道德法》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公务员财产申报结束的15日内，申报资料应向公众公开。此后6年内，除出于非法目的查阅或公开申报资料将危害国家利益等情形，任何公众经申请可查阅。
更“要命”的是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涉及政府的报道上，美国政府对媒体毕恭毕敬，至少表面上要如此。
此外，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规定：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除某些政府信息免于公开外，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询、索取复印件的申请；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
此法案颁布后，美国又对该法案进行了数次的修改与修订。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电子信息自由修正案》解决了电子信息的公开以及行政机关积压信息申请等方面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防止权力的失衡和滥用，美国不仅设计制度保证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实现制约和制衡，还在权力部门的内部及外部设立专门的廉政监督机构。
作为打击腐败的利器，美国联邦调查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联邦调查局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为，不受行政管辖和地域的限制，有权对包括政府官员贪腐在内的200多种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其反腐败的绝招中，有一个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诱引腐败，看上不上钩，一旦上当就实施抓捕，此外还采用模拟犯罪的方式考验和诱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员。据说联邦调查局每年在国内平均发起300多起“死叮”战术。 >>>点击详细 美国要帮中国反腐？
背景资料：国外关于政治献金的法规
政治献金是指政党组织或候选人个人从本国公民及团体那里接受的政治捐款。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定期举行的竞选以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日常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但是，政治献金也为有经济实力 的个人或集团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此衍生了“金权政治”，因此很多国家都从法律上详尽地规范了政治献金，如美国的《联邦选举竞选法》、德国的《政党法》、日本的《政治资金限制法》、韩国的《政治资金法》以及新加坡的《政治捐赠法》等等。尽管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关于政治献金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但其中也不乏共性。大体上，政治献金的相关法律规定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政治献金的定义。要从法律法规方面规范政治献金，首先必须厘清政治献金的内涵，即何为政治献金。因此，政治献金的概念是各国关于政治献金的立法都涉及到的内容。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对政治献金的定义是：所谓政治捐献是指金钱或有价物的赠与、捐赠、借贷、垫付或储存，用以影响联邦公职的选举。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所定义的政治捐款是指提供或支付的除党费、会费及偿还的债务以外的金钱、物品及其他财产上的利益，财产上的收益不限于金钱和物品，凡是债务的免除、金钱物品借贷、劳务的无偿提供等，对受赠者具有财产价值的一切都属于财产上的利益。韩国相关的政治资金法律的规定是，所谓政治献金是指党费、后援金、捐助金、补助金，后援会募集的金钱和物品，以及政党的党纲、规章等规定的附带收入，或为其他政治活动所需接受的金钱或有价证券与其他物品的捐赠。 >>>点击详细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